进入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引进的思想和文艺潮流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热衷于此的学者们（以北京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主）无视“后现代”的西方本文与语境，以十足的书生气在观念与理论上向西方亦步亦趋，着意消解一般公认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把解构的目标指向现代性，比如科学、理性、精英意识、规范、秩序等思想观念。他们依据国外最时髦的解构理论，一方面以极度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嘲弄旧意识中的森严等极、强化中心、装腔作势和矫情造作，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把对理想的追求、对意义和真理的探寻也化为虚无。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应当说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之中，国家、民族现代化的百年大任远未完成，国人的科学、理性等现代素养仍很欠缺，在这种现实情境中侈谈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显然是对当代历史、文化现状的误读。正像后现代论者对王朔作品的“后现代”判读，套用王朔的话：“这是哪跟哪呀！”王朔嘲弄理想、道德和知识，固然有解构以往僵硬的意识形态及其塑造的文化偶像的作用，可“顽主”们推出的生活理想一是对金钱的崇拜，一是沿袭此前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妒忌和蔑视，前者是商业社会和通俗文化的共性，后者则积淀着几十年中国政治的风云。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和中国极不相同的文明土壤，那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都和中国迥异。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以西方一个多世纪现代主义的充分发展为文化基础的。正是“现代性”的极端发展出现了危机，西方才出现了旨在消解“现代性”诸种负面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中国的现实却是科学、理性、秩序等“现代性”发育得不健全，这种文化处境决定了，在西方已经过时、应当成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在中国却正是需要追求、倡扬的东西。
按照某些“后现代”朋友的说法，科学的高度发展已形成“科学霸权”、“科学沙文主义”，造成技术抑制人文精神，推崇理性会导致唯我独尊的一元化心态，而最好的办法是“怎么都行”；民主不过是一种神话，话语和权力相联结，拥有知识的人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应该说，以上论点在已处于后工业时代的现代西方文化语境中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和现实意义，但如果生搬硬套到世纪末中国的历史文化处境中来，这些观点却显得不合时宜。比如我们应当问，科学在中国是大大落后，急待发展，还是已经称王称霸，使人不堪忍受？理性在中国是十分匮乏，需大力倡扬，还是已经泛滥成灾？中国历代专制是以愚民政策和迫害知识分子为基础，还是知识分子以知识为权力，搞一套文化压制？无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赶西半球的时髦，亵渎那些自五四以来一直神圣的观念，这显然会有一种快感，或许还会显出某种深刻性和新颖性。然而，稍有些文化良知和清醒之心的人都会看到，世纪末的中国亟需的是健全的“现代性”，而非“后什么现代”，前现代的文明处境让我们根本“后不起现代”。拥抱后现代主义不会使我们争取到超越于现代化、优于现代化的东西，而只会引领我们走上文明的歧途。
